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强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团结引领包括宗教界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继承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始终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五个认同”，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宗教和睦发挥积极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实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
2022年，在天津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佛教协会的指导下，为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凝聚新时代爱国奋斗强大力量，增强新形势下宗教界坚持爱国爱教、与党同心同行的自觉性和使命感，大悲禅院建立了爱国高僧纪念堂，真实展现了近代高僧大德爱国爱教、为国为民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他们是践行佛教中国化的光辉典范，也是对广大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和生动教材。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诞生，传入我国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宗教。在中国传播逾两千年的岁月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尤其是汉传佛教，注重“自利利他、济世救人”的大乘菩萨道精神。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在践行菩萨道大慈悲、大智慧、大行愿、大无畏的利生事业中，始终充分展现着具有时代意识的弘法观，对于国家、社会乃至全体公民都肩负有促进福祉之责。
因此，佛教常讲报“四重恩”，即报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和三宝恩。其中，报“众生恩”就是利乐有情，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报“国土恩”就是庄严国土，感恩祖国、回报社会的责任担当。
抗日战争期间，在圆瑛、虚云、弘一等近代高僧领导下的佛教界爱国救亡运动，即是佛教事业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与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的表现。
虚云长老（1840-1959）
祖籍湖南湘乡，生于泉州，俗姓萧，名古岩，字德清，号虚云，乃近代“一身系五宗法脉”之禅宗大德。
礼忏诵经 节粮赈济
1936年，全国处于抗战救亡紧急关头，虚云长老提议全寺大众每日礼忏两小时，为前线官兵诵经消灾；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济灾民。
1940年，广州沦陷，饥民甚众，虚云长老乃将诸方善信供养的果资贰拾万余元，悉数交与粤省政府以为赈济灾民之用。面对当时部分佛弟子囿于对佛教教义传统认识的偏见，虚云长老对弟子还俗投军的意愿予以肯定，并开示说：“心中有佛，出入聚散，无非因果，报国也是报佛。”
印光大师（1861-1940）
陕西合阳人。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法名圣量，字印光。为近代高僧，被尊为莲宗第十三代祖师。
坚定立场 爱国爱教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逐渐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目睹刀兵连绵、尸骸遍地，印光大师痛心疾首。在给某弟子的复信中，大师更是义愤填膺，满怀爱国热忱声讨日寇侵华罪行，揭露并谴责汉奸助纣为虐的无耻卖国行径，字字真切，语词沉痛之至。他说：“日人以豺虎之心，欲吞吾国。吾国许多人私受日人之贿，为彼作走狗，致彼之凶势益大。使无人为彼用，决不至有如此之横暴也。”
1937年夏，日本某军官久仰印光大师盛名，亲自到灵岩山寺拜见，并拿出日本当时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相赠，以示亲近友好。然印光大师立场鲜明，态度严正，当即拒绝，毫无畏惧，保持了民族气节，激发了僧众的民族尊严和爱国赤诚。
倓虚法师（1875-1963）
天津宁河人，俗姓王，名福庭，法名隆衔，法号倓虚。中年出家，随近代天台宗高僧谛闲法师修学，在兴办佛教教育，建设佛教道场方面有突出贡献。
金刚无畏 保护忠骨
1942年，年仅34岁的赵尚志，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捕，壮烈牺牲。随后，日寇残忍地从他的遗体上锯下头颅，将其身躯投进松花江，首级送往长春公开示众，以炫耀武力占据中国东北。由于保存不当，日本关东军决定将其首级焚毁。倓虚法师闻讯及时赶到，请求将赵尚志的头颅带回安葬。由于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信奉佛教，在倓虚法师坚定无畏的德行感召下，竟破例允许了法师的请求。最终将英雄的忠骨保护下来，安葬在般若寺内。然时过境迁，倓虚法师早已圆寂，烈士遗首的安葬地点无从得知。
直至2004年，般若寺围墙修缮挖出一具颅骨，后经过科学验证，确认无名颅骨为烈士遗首。至此，失踪62年的烈士头骨终于被找了回来。
2008年，赵尚志将军遗首荣归故里，安葬在辽宁朝阳赵尚志烈士陵园。烈士遗首能够得以保存下来，一代高僧倓虚法师可谓功不可没。
圆瑛大师（1878－1953）
福建古田县人。法号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大师一生爱国爱教，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大师衰，教徒有责”。
爱国每垂忧国泪 感时深抱救时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师号召全国佛教徒投身抗日护国运动，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僧侣救护团，并亲任团长。抗战期间，僧侣救护队深入各大战场，救死扶伤，护送难民。为筹措抗日经费，大师不远万里奔赴南洋，成立华侨募捐委员会，大力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在大师的奔走呼吁下，爱国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所捐善款善物全部用于抗日救国运动。大师曾说：“国民生在宇宙之间、国家领土之内，则爱国一事，就是人之天职，无有一天不负这种责任。”他在圆寂前留下遗嘱：“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于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
弘一大师（1880-1942）
中国近代高僧。生于天津，俗姓李，名文涛，又名广侯，字叔同，号漱筒。1918年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
爱国护教 凛然不屈
1937年，日本侵略者将战火逼近厦门，友人劝请弘一大师到内地去，大师则表示“为护法故，不怕枪弹”。
1938年春，众弟子又劝请弘一大师到内地避难，大师镇定自若，手书“殉教应流血”以示爱国爱教的志节。自题居室为“殉教堂”，准备随时舍身殉教。如此爱国护教、凛然不屈的精神，令所有听闻者都为之动容。由于时局动荡不安，一些胆小怕事的僧人时有离寺之心，大师禁不住泪水潸然，正色说道：“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此时此刻，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释迦如来长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却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随后，大师又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主张，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起到了凝聚民族、鼓舞民众的作用。
太虚大师(1890-1947)
法名唯心，字太虚，号昧庵。祖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生于浙江海宁，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近代著名高僧，一生致力于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提出佛教的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主张，开启了佛教革新和现代转型之路。
心系民族 振臂高呼
抗战期间，身为当时佛教领袖的太虚大师带领中国佛教界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大业。“七七”事变后，太虚大师发表通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希冀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同时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电告全国佛教徒，播讲《佛教与护国》的论述。他指出：“佛教徒虽说反对杀生，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为提高佛教徒抗日救亡意识，太虚大师四方演讲，发表了包括《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佛教的护国与护世》《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等振聋发聩的文章，激发了众多佛教徒的爱国情怀，鼓舞了无数战火中的人们奋起抗战。
寂然法师（1893-1939）
江苏东台人，俗姓严。少年出家，勤奋刻苦，精研佛学，素有济世之心。他提出：救人才是修行的第一大愿。呼吁佛家弟子，要心怀慈悲之心，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护国佑民 慈悲为怀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时任栖霞寺监院的寂然法师目睹了日军的残暴，他不顾自身安危广开方便之门，率领僧众在寺院开设佛教难民所，为无家可归的同胞提供安身之所。就是这样一位手无寸铁的僧人，用自己的智慧和日军斗智斗勇，营救了2.4万余名南京大屠杀幸存难民。为了让同胞不再遭受日军侵害，寂然法师书写了抗议书，题为《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里面揭露了日军的种种暴行，并通过约翰•拉贝先生，转交给日本大使，要求他们停止残暴行为。世人称为“南京辛德勒”。寂然法师的事迹被拍摄成电影《栖霞寺1937》，里面真实地还原了寂然法师的爱国济世之心，充分诠释了佛教护国佑民，慈悲为怀的精神。
巨赞法师（1908-1984）
江苏江阴人。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1931于杭州灵隐寺出家，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名巨赞。曾主编狮子吼月刊，出版佛学书刊，创办佛教学院等，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职。
上马杀贼 下马学佛
我国著名的爱国抗日高僧。抗战爆发后，巨赞法师奔走于福建、广东、湖南等地，组织佛教界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1939年，法师在叶剑英的支持下，成立“佛教抗战协会”“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等组织。同年6月，他领导佛教青年服务团奔赴长沙前线，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和战地救亡工作。周恩来曾亲笔为巨赞法师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个大字，勉励法师和积极抗战的佛教青年。
1949年9月，巨赞法师作为佛教界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10月1日，因为其抗战时期的突出贡献，巨赞法师被推举为660位开国元勋之一，在开国大典时登上天安门。
明旸法师(1916-2002)
福建闽侯人，俗家姓陈，幼入私塾，早入佛门，十岁随母听圆瑛大师讲经。1928年，于福州雪峰崇圣寺落发出家，法名日新，号明旸。新中国成立后，法师积极从事佛教爱国组织建设和爱国爱教事业，教导弟子参与爱国实践，报国土恩，将爱国爱教作为佛教徒的一生之业。
抗日救国 道心坚固
“七七”事变后，明旸法师自告奋勇参加“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并担任总务主任，筹备成立难民收留所，赈济难民。淞沪会战期间，法师和救护队员冒着枪林弹雨，赴前线救治伤员、护送难民，置生死于度外，当时上海报刊誉之为“英勇僧佀”。
1937年，为拯救国家危难，随圆瑛大师两渡南洋弘法募捐，每到一处，师徒二人慷慨激扬揭露日军罪行，呼吁支持抗日救国，将所募款项物资悉数寄回国内支持抗日救亡事业。
1939年，圆瑛大师与明旸法被拘捕问罪，面对威逼利诱、严刑拷问，年仅23岁的明旸法师始终以恩师为榜样，坚守民族气节。他在狱中写下诗作：“樊笼宴坐显定功，火里莲花挺古松。履险若夷为爱国，坚贞不屈仰高风。敢将热恼化清净，巧把地狱当佛宫。民族英姿扬永世，光辉史册颂圆公。”无不表现出抗战之决心和道心之坚固。
慈航法师(1893-1954)
闽北建宁县人，俗名艾继荣。学承太虚大师，法接圆瑛大师。早年弘法各地，布教南洋，宣传抗日国策。晚年驻锡台湾，创办“台湾佛学院”，一生忧国忧民、爱国爱教。
国难当头 僧人有责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慈航法师以讲习班为阵地，揭露侵略者的滔天罪行，赞颂英勇抗敌的前方军民。
1936年，在上海圆明讲堂激昂陈辞：“国难当头，僧人有责”。后应圆瑛法师邀请观看僧侣救护队战地训练，面对群情激奋的同侪，慈航法师大声疾呼：“我国正对日作殊死战，身为国民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为国家民族而战斗”。其拳拳报国之心，卓然可见。
1939年，随太虚大师出访东南亚各国，宣传全民抗战国策，诚挚呼吁“海外侨胞应不分阶级、不别宗教，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下，万众一心，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促最后胜利的到来。” 慈航法师的演说，不仅感动了许多华侨华人积极支持国内抗日救国运动，而且赢得了很多国际声援和道义支持。
爱国，方能爱教；爱教，必先爱国。爱国爱教，一直是中国佛教界的优良传统。我国历代高僧大德，都以爱国爱教为己任。抗战期间，中国佛教界自觉融入到全民抗战的革命队伍中，无数出家人在国难面前勇于担当，积极入世，率先垂范，以各种形式投身到抗日宣传、劳军募捐、战场救护、安置难民等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有生力量，为全民抗战史和我国近代佛教史谱写了光彩熠熠的篇章。
在组织上领导抗日救护运动：1929年成立的中国佛教会是近代中国佛教成立较早、功能较为完善的全国组织。抗战期间，中国佛教会领导全国佛教徒全力投入抗日救护工作中，是团结与鼓舞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基础。时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圆瑛法师号召海内外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并在上海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僧侣救护团；同时建立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深入战场前线，救死扶伤，护送难民。据统计，仅在淞沪会战期间，僧侣救护队就收容难民3000多人，救治伤员8273人。在其号召下，全国各地佛教界都纷纷组建类似的救护组织参与一线抗战，为最后的胜利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在物质上贡献抗日救国力量：在物质支援上，佛教界利用在海内外的广泛影响，积极团结信教群众，鼓励信众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抗战。虚云长老号召全寺大众减省餐食，节积余粮，收留逃避兵乱的百姓，并先后捐资二十余万元献助国家赈济战争灾民。圆瑛大师在抗战期间两次到南洋各地组织华侨募捐，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前后共计募捐国币三万余元，悉数寄回祖国以作抗日救护费用。因赴南洋募款抗日，又严词拒绝出任日伪成立的“中日佛教会会长”一职，与弟子明旸法师一同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任凭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问，始终威武不屈，忠贞不渝。幸各方各界营救，方才脱险。在诸位高僧大德的带头垂范下，极大地激发了佛教界的抗战热情，各地僧俗纷纷发起爱国募捐行动，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后援保障。正如太虚大师所言，当时的佛教界皆视劳军济民为修布施功德的最良机会，并表示佛教的兴衰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我们僧侣要成为爱国爱教的引领者，始终保持崇高气节与民族大义。
在思想上激发爱国护教热情：“七七”事变后，为提高佛教界抗日救国意识，激发广大佛教徒的爱国热情，太虚大师四方演讲，发表了包括《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佛教的护国与护世》《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等振聋发聩的文章，号召大家皆应以大悲无畏之精神，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他指出：“佛教徒虽说反对杀生，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又提出“佛必降魔，方能救世；僧应护国，乃可安禅”，指出“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的一致性，并以“服务国家宣扬佛教”训勉爱国僧人，激发佛教徒的爱国情怀，动员国人抗战决心，坚定抗战救国、以战求存的精神。更进一步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之说，号召佛教徒努力学习，献身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9月，太虚大师组织佛教访问团，赴缅甸、锡兰、印度等各国，宣传中国抗战主张，揭露日本侵略野心，争取国际支持，呼吁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亚洲佛教徒联合起来，制止日本军国主义的非法暴行，得到极为广泛的响应。在他的勉励和感召下，有不少华侨热血青年毅然回国参军参战。
虚云、弘一、圆瑛三位大师则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在沦陷区弘法，以实际行动与大无畏之精神鼓舞民众坚定抗日决心。虚云长老率领弟子每日礼忏，荐亡息灾，抚慰民心，鼓舞民族意志。
弘一大师手书“殉教”横幅以明志，并宣言“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起到了凝聚民族、鼓舞民众的作用。
圆瑛大师则提出“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要求佛教徒秉承菩萨慈悲本性，行救苦救难之责，促进和平之实现，尽卫教爱国之天职。他说：“国民生在宇宙之间、国家领土之内，则爱国一事，就是人之天职，无有一天不负这种责任。”他曾致书北京中国佛教院师生，郑重叮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并赋诗说：“爱国每垂忧国泪，感时深抱救时心。”可以看出，大师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在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自觉将佛教事业与民族救亡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的决心和勇气，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爱国意志和革命精神。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佛教界始终是最先觉悟的群体之一，成为宗教中国化的典范。
大悲禅院爱国高僧纪念堂，集中反映了佛教爱国高僧带领广大信教群众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新中国建立初期，支持和参加中国革命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他们是我国宗教最闪亮的一面，是鼓舞我国各宗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进步的精神动力。
在新时代的当下，佛教界应积极推进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承民族精神与血脉，以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精神，对传统教义教规进行符合时代进步的阐释，树立中国佛教新的形象，讲好中国佛教新的故事，提升和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是新时代中国佛教界的重要使命。
